更新时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追踪(本报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拔尖计划”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学情调查。
罗森:数字技术已经对考古学带来了巨大变革。当前的考古研究越来越依赖数据的分析,比如化学分析、骨骼医学研究和DNA检测等,这些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虽然实验和分析通常由化学或生物技术来完成,但所有的研究数据最终都会被整合进庞大的数据库中,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没有计算机,我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DNA研究,也无法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人群的起源与演变。
采样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齐月圆和同事们遇到过很多挑战。比如汛期时,水流湍急,传统采样船难以作业。为此,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引入了无人机采样技术,通过远程操控获取危险区域样本。
底盘稳。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前两月依然增长3.4%,集成电路、汽车等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外贸韧性背后是“硬核实力”:有供需两端优势,有丰富人力人才资源。
灵芝之外,木耳、榛蘑等林下作物的种植和利用也为职工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林场的产业结构,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为林场的长远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凭祥3月20日电(韦建松 桂磊 魏金龙)3月20日上午,在中越边境城市广西凭祥市,随着铺轨机将最后一段500米长钢轨铺设在凭祥东站双线大桥上,南宁至凭祥高铁崇左至凭祥段全线铺轨完成,预计8月份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今年内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